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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2014-10-13 20:19:42   来源:   评论:0 点击:



   
    但是,我在独身往访保加利亚各处修道院的公车上也再次坚定了这样的新认知:“符号学”(或符号学-1)应该让位给占据该场地的下一代学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承认那是唯一正当的符号学实践学方向。当然不是。只是还找不到恰当的理论方向称号,我们才一直和应用符号学界“抢用”此称号。但是我们经典符号学方向的从业者不仅不应该放弃自身正当的学术方向,反而应该找到更恰当的平台来独立经营“符号学-2”(将来也许换为另一种称呼)。这就是:我以往的处理失策中也有正确的方面:必须切割或在符号学运动中进行分工(二分法:1和2)。必须在符号学运动中贯彻大分工的战略(我正在针对西方符号学的功利主义倡导此一大分工观念)。
     不仅是针对符号学运动内部进行“偏理论部”和“偏应用部”的大分工,而且要针对西方符号学主流的保守理论方向进行认识论的大分工。后者因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丰富国学资源的介入而更加需要如此。在此,让我对今日国内各界倡导“中国元素”者提醒一下:按照符号学-1把任何所谓中国元素任意纳入著作进行搭配这样的初步学术行为和在对中西学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进行的中西融通的学术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顺便指出,我们在此关于符号学所提出的观点也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其他各领域:都有一个在浅层上经营(以此方式即可在与对中学一无所知的老外交往中取得一时的学术宣传效果)和在深层上经营的区别。二者的范围、目标、方法、准备都截然不同,但可能都使用着同样的学科标签。按此学术实践分工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使得任何“符合群众需要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学术活动获得学界正当资格(爱搞什么研究就搞什么研究,只要有市场;正如爱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只要有人爱听),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耽误、阻碍部分学者朝向高深深广方向发展。二者不属于同一“学术战线”,不必相互冲突,即不必相互争比;正如物理学和文学不必相互争比一样。
    但是,在万千相关因素中,我们最需警惕的就是学界崇洋媚外的本能倾向。对此,在我32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索菲亚国际学会大会之后,我从最初介入中西学术交流起就不断遇到此一对于民族学术发展前途而言具有致命性杀伤力的民族性倾向。不要看大家喜欢倡导民族主义口号,骨子里却是随时可以“望洋趋附”。这是机会主义、趋炎附势中最容易发生的心态和风习的变种:中国学者就是喜欢“崇洋媚外”(不用其中的情绪性贬义),就是和老外坐在一起就开心,就以为身价提高一级(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并不真了解老外在说什么,做什么,总之我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拿出几个“中国元素”来就足以应付住老外)。其实非欧美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也是如此。其中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拉着老外好办事!因为到处存在着制度性的崇洋媚外,不仅是留洋成风,而且国内办洋学成风。此中的社会风气性问题此处不谈,我提到此现象只出于一种担心:这会最基本地阻碍中华文明人文科学理论的提升。一是:凡对洋学理论只能亦步亦趋者,其本身洋学理论必差;二是:洋学本身正身染重疴,亦步亦趋者或崇洋媚外者对此既无认知之明,更无参与纠正之抱负。因为彼辈只有一个心思:“参与国际化”好办事!不是今日都说有公开的政策说:凡要提升者先得在域外呆半年!至于你在那里干什么,并没有人管。但崇洋媚外者的本质也不是什么对洋学“情有独钟”的问题,而是由于趋炎附势为心而是老寻思着如何对其进行功利主义的最佳利用。第三,此种态度和趋向的长远负面后果是,轻忽知识学养的机会主义者将和国外学术机会主义者“土样合作”,把较低的洋学术引进中土而任其忽悠。因为中土机会主义者虽然洋文口语过关而其学术水平难以实质提高,故最为洋机会主义者所看重,偏爱其为合作伙伴,即将其作为将自身低学术带进中土进行忽悠的学术掮客(合作双方彼此放心:洋人相信学术水准低而会外语者,其学术方式必定有利于该洋学在中土的传播,不仅因起无批评能力,而且因起必须夸大洋伙伴的能耐)。为此,洋机会主义者必定也懂得“投桃报李”:在中土利用自己的洋身份为中土合作者不时“站台”,而此一在中土学界进行的洋忽悠多易见效,因学界上下正普遍弥漫着此一“走向国际”之迷障也。没有人细辨洋学理的高低深浅,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或者,只要贴上某国的标签就足可忽悠一气(当然首先是忽悠领导,而领导也正等着你来忽悠,只要忽悠的手段是洋货,就大家放心使用,谁让咱们炎黄子孙素以谦虚为美德呢!)。这样的土洋合作将在社会上崇洋媚外的大环境和土壤上生根发芽,形成长期误导中国学术发展的障碍。此一道理那么难看穿吗?当然不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上下都需要此容易操弄的学术忽悠法来共同编制“本单位学术上已上了一个台阶”的神话。此一当代学界崇洋媚外风潮也就通过此一土样机会主义“三结合”制成了一种人文学界的“皇帝新衣”现象:谁都知道实情,但谁都需要此一可使土样各方共利的借洋学术进行忽悠的话语工具(即使是国学,也得先通过与洋式的国学——汉学之挂钩)。
    尽管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商业化发展将容易导致这样的前景,而在机会主义学术精神泛滥的条件下,我们并无能力参与抵制低质量“学术洋货”的涌入(劣币驱良币的逻辑是:我们自己的学术越不扎实,就越能够便于引进低质量的洋学术来;然后我们再通过人多力量大策略对此来一个“指鹿为马”计策:我们说谁行谁就行;我们吹捧谁,谁就能上位!这就是今日电子媒体世界的魔法力所在)。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与其进一步切割。之后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即首先倡导大力深化西学理论研究,一方面为学界提供高质量的西学理论样品,另一方面提高对洋理论的批评能力(遗憾,我在此再发宏论,而此一态度可立即遭到学界大腕们的反感:你提倡我们提高理论水准,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水准不够?那你不是在变相来此破坏我们在业界的权威地位吗?说真话是要得罪人的。但真话还是要说)。后者当然也只能在符号学-2这样的小众学术领域发挥作用。
    我们暂时以符号学-2为标称的广义理论符号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恰巧与我们的“新论坛”曾经宣告的内容范围一致。这就是:
1.     结合各主要学科进行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理论提升的探讨;
2.     对于中西人文学术主流间的跨文化理论层面的探讨;
3.     对于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 美国学界主流无此标称)的方向进行综合的探讨;
4.     在人文科学现代化提升的基础上进行人类(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新科学的建构。
这些目标都是超出今日西方符号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的大目标,都是西方学者理论家没有能力进行的(对于西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他们的职业化功利主义使得他们无法进行此类学术实践战略性更新;对于中西高端人文理论化交融探索,西学家连基本语言学条件也无)。所以,对于中国符号学的符号学-2来说,其实践是必须摆脱国际学会的固化理论窠臼才能够办到的。这次退出国际学会之时,学会委员会原希望我以“东亚符号学学会”名义留任理事,以经营亚洲的跨国符号学联合工作。对此我已婉拒。几年前我确曾在实践学观念模糊情况下企图为此的努力,今日认识到此一构想其实并无多大学术性价值,因为亚洲符号学学术并无潜力,那些欧美留学生们(一如港台学界)均以追逐西方学制标准为度,毫无独立创学的志向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也完全超脱了几十年来国际学会各界委员会唯以扩大学会国界版图为目的的肤浅学会目标,该心态恰足以证明学会领导人的无识和无志,岂能再与这帮国际学界趋炎附势者为伍?几十年来,在与彼辈貌合神离的合作过程中,不过是各行其是而已:他们唯以扩大学会范围为目标,我则完全以借以追求学理创新为目标。对于学会一些领导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南京大会前后表达的中国符号学的理念之高大深远,哪里是这些急功近利的西方学者所能够领悟和实践的?未来中国符号学的有志之士,一定得是勇于、诚于“走中国自己的路”者;从理念的建设来说,今日岂非正当其时?我们的确尚无实际的物质性条件为之,但我们已有思想性条件进行理论性和理念性探索。我们正应继踵孔孟朱王黄前贤,认识到理念性思想经营,正是实践性学术经营之准备和前站,也正是仁学“独善”与“兼济”二元实践论之前部:独善的阶段。我们岂能因客观条件之不备而自暴自弃?仁学者正是在任何艰困条件下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者。
     但是还需补充一句:对于有志于符号学-2的学者学生们,我首先须提醒:必须用仁学精神抵制自身可能发生的任何崇洋媚外倾向【它只是趋炎附势倾向的一个亚类:对外,他如趋炎附势,对内,他必攀附权贵;对前者他用“国际化”理由,对后者他用“民族化”理由。注意:这两种表现往往出现于同一个人身上。所以他是最典型的学术机会主义者,而这种貌似追求国际化的学人其实正是阻碍中国学术正确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绝对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关心的根本不是民族的学术提高问题,而是如何利用各种现实条件谋求自身名利的问题】。要想正确判断洋学,就得加深拓广自身知识努力,而以名利为最终挂念者是绝对不花这个本钱的。我们符号学-2的从业者也必须和此风习切割。正确的生活实践分类学观念是有用的,它可帮助我们进行自我认知范围和远近焦距的调整和改进。
     那么,归根到底,在对以往符号学实践历史进行彻底反思之后,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对于符号学运动的这种认识的转变,的确也反映着原先曾经犯有错误呢?是,也不是。其实这是一种事物本身客观的演变所带来的主观认知的逐渐改变,此一符号学事务演变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二者似乎均可以索菲亚大会为一分界线。即,我们从此之后再也不能无视事实的演变而固守四五十年来的认知混乱和学界形态和风气的变迁了。最初,六七十年代间,的确,那时产生的符号学学会是充斥着理论与应用兼收并蓄的抱负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可以看到,今日国际符号学界哪里有当时那种理论带头人的气势?自然,本文不拟涉及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学会当初成立时的混杂学术背景本身正是当代符号学运动之构成欠缺协调性的根源。一方面是美国派和法国派根本不同的学理背景,各方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为了张大声势而硬要凑在一起,以至于其后产生了那么多毫无价值的美法理论调和论。作为国际学术运动,自然也有专门对搞组织感兴趣的学人混身其内,他们只热衷于学会组织的营建工作。(这类学会组织建设的专家们今日仍然滞留于学会内,其人未见有什么学术性贡献却成为学会组织的中坚力量。但由于他们是“高鼻子”,所以到了中国学界仍然照旧“好使”)学会及符号学运动的演变当然还有着后冷战时代日益发展的商业化趋势,其效果是将学会和会议当成是拉帮结派、创造学界人脉势力的平台。我们无法对此符号学运动必然与社会文化商业化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加以评论或涉入,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现象。正如我们无法干涉歌星、影星文化及“电子鸦片文化”的客观发展一样,我们同理也无法干涉学术界和符号学界的任何群众运动式学术形态的扩展。如果“群众”喜欢某种学术文化形式和方向,在此全球商业化时代,自然就会合理地生存滋长下去。这已是社会文化现象,而不再只是学理现象了。我们对于大多数社会文化现象都既无涉入的能力也无涉入的义务,对于符号学现象自然也应该持此态度。
    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了另一种关注,我们应该从索菲亚大会开始空前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年前的“雅俗一体”的学术创新目标如今已经徒有其表了。符号学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几十年一贯制产生的职业共济团体成员,他们根本无关于人文学术理论创新的事业,而是只打算借助学会名义维持和增加自身在本国、本单位的职业利得的条件。我们不可再为此国际集体营造的学术假相所蒙蔽。符号学-2,其中包括着西学理论创新和中学现代化创新这两大任务,则必须摆脱国际学会框架而另造平台。即使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须先对其理念进行探讨。知难行易,知在行先。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此。本人在南京大会的发言中,以及其后发表于《江海学刊》中的宣言中,已将此远较西方同行提出的任何学理高明甚多的理念,加以宣达。
    另一方面,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符号学运动的努力所促成的符号学-1事业,我们寄望其尽量合理发展,虽然必须指出,即使在此偏于实用、应用的研究中,也应该尽量扩大和增深知识性积累。希望从业者不要满足于借助符号学名号,利用外语条件和国学的“异国情调资源”,进行各种沽名钓誉的浅文化活动。但此一寄望(这是我自南京大会遇挫开始一直敦促的)不再属于符号学-2的业务范围了。如果今日倒退两年,我的做法也会有所不同。我会及时进行彼此的切割而不是强求对方向自己靠拢。我应该看到,彼此的动机、目标和条件本来就是大不一样的。那是时代历史的客观产物,我如何能够对其加以主观地改变呢?不过,以往37年来,即使在符号学-1的形成过程中,我所倾注的心力也并非无效。对于他人固然不无助益,对于我本人的学术实践积累来说,其相关经验也还是有益的。这有助于我准确认识学术环境的性质和各种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同路人与自己学术努力的关系为何。我们毕竟都存在于同一历史环境内。国内国外均如此。有关我自己与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后我会进一步详细回顾与分析。今将保加利亚两周多行的丰富体悟先行简述于此,略示端倪,余容后续。
 


2014,10,12,自索菲亚返旧金山湾区寓所10日后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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