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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之终结: 2015新年感言
2014-12-24 19:47:39   来源:   评论:0 点击:


我在2012年南京大会的发言中,不考虑会惹起在场西方学者不快地断言:后现代主义哲学实为全球商业化时代的代表性哲学。实情并非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超越”了、“超过”了结构主义,而是象征了当代西方人文理论整体的困境;其实这也是人类人文知识的发展中自然发生的阶段性、波浪性停滞。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反映了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发展中一隻反对理性主义思维的“科学拦路虎”之出现。什么拦路虎?正是他们的“心术”,即他们的功利个人主义!而这个个人主义人生观的根本形成因,则是全球商业化、市场化制度,后者终于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把人文科学也裹胁进来,从根本上制约了其发展方向。人文学术理论越来越蜕化为学人在职场竞争中的“工具”和“手段”。更严重的是,接着在此无远弗届的商业化的学界环境内从根本上“改造”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心态结构:追求业界的“成功”成为了大家唯一的治学标准。于是再下一步就是花时间和心思琢磨如何可导致成功的捷径,其判定则纯粹取决于学术市场化的“使用价值”标准。人文学术作品于是成为一种“准商品”,其市场价值不取决于“内在标准”,而是由外在市场化“学术交易”效果加以衡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干脆要以“共识”取代内在真理的同一逻辑。为什么此一学术风气如此有效力?试观今日广告业和推销术,其效力如何?此一全球化的“购物狂”现象正可以说明商业化宣传的势力,消费者或股票炒家,都会在意“大流”的趋向。商品消费靠的是商家的宣传和手段,商品化的学术的影响力,靠的也是相应的推销术,包括作为“类商品代言人”的学术明星们。(这是文艺商品化的最赤裸裸形式,艺术家真成了“卖艺家”。不,干脆是“卖名家”!我们不要嘲笑他们,我们人文学界不也正在五十步笑百步吗?)如果被选作“学术影响力推销术”工具之一的“学术明星”的知名度还不够分量,只要“基数”够,炒家自然会加以继续“包装”。如果此一比喻远了些(其实一点不远),试看今日古玩和绘画市场的炒家伎俩,即可一叶知秋了。文化商业化的威力早已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在此全球商业化大潮中,心态已被操弄地唯恐 “落单”了的失去独立意志力的学人们,岂非都要“跟上潮流”才感觉新安?符号学理论家也一样: 观察主流学术风向和彼此势力大小以调整自身学术方向。为什么我当初如此尊敬和看重的现代西方理论今日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因为百年来开始、近几十年又不断加码的职业技术化中心主义教育已经根本改造了学生的人格素质:人被训练成只知(只敢)随大流,讲实际,学职场需要的技术性本领,而独立的精神自我则反倒成为被压制得越弱化就越安全(以防自身不经意间会偏离大流,从而干脆下意识地预先进行了“自我意志力去势”)。
 
今日消费文化不仅是社会全面商业化的结果,而且其本身还具有相对独立的生发力。广告业和推销术不仅是服务于广大技术化了的人众的消费欲望,而且能够影响和塑造欲望的性质和形态。被技术化的人众不仅需要和容易被激发购买的愿望,而且长此以往其整个心神结构会随之被改造从而产生了定向、稳定的迎合市场供需规则的欲望和兴趣倾向。同理,学术商品在此广义消费市场上也会具有类似的效果。于是学术产品的特点将可由市场消费推销术加以影响和默默规定。因为,长期的心理和社会习惯会渐渐沉淀下来,成为稳定的需求倾向。具有权势的学术运作者就会有计划地利用此一学术商品交换市场,营建符合己方利益的运营模式。学术商品的运作机制和学术商品的推销机制就可能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
 
人们会问:所谓结构主义“大师”们今日不仍是当前符号学运动中的主角么?然而,以往“大师”的学术之后继发展为一事,“大师”的名号被加以商业化利用为另一事。当学术思想史上的杰出学者被全球市场化今日封为“大师”后,就成为一种“品牌工具”,一度成功的学术理论马上成为其后被广泛使用的“招牌”或“字号”。人们很少以此为基础沿理性的方向继续前进,而是通过重复名人话语来另行搭建符合今日潮流的(从而可为市场化接受的)理论话语。即前人的思想话语成分成为被直接操作的“棋子”,用来搭建后来学者自身依势进取的手段。此一“泥执法”(实为“抄袭式理论”)徒徒借助字面推演,而实际上参照当前市场化特点加以对口操作,以便多快好省地取得学术市场成效。这是一种表面上丰富无比而实际上只是照章办事的职业化成功的程序。简言之,经典话语不是激励学人按照科学方向创新,而是借助名人话语的“名势”(=使用价值)来进行市场化竞争中的宣传。目的则在于为学术市场所接受,从而取得“进场资格”。
 
为什么要把结构主义运动当初成绩的思想史价值与今日采用其成果的当前西方学术理论加以“割裂”?回答并非简单地是“二十一世纪”不再有人文科学理论思想家或“大师”的事实。第一,结构主义的成就,正如两百年前启蒙主义学术的成就一样,都须放在人文学术理论发展路径和整体框架中加以针对性、综合性的评估,其“永久性贡献”,不是指如自然科学般地科学发明结果可以成为“永远时时有效”,而是须参照远未成为“科学”的人文学术的科学化、理性化发展潜势加以整体论地、时空综合论地判定。应该说,结构主义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成就,之所以后继者中再无“大师”,乃因人文科学构成内在的障碍所致,而欲集思广益克服此障碍以便继续推进时,恰遇科技工商文化支配全球文明的态势愈演愈烈,而终于达到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商业化局面,学者自身的主体精神结构也开始彻底“异化”,成为学术市场化场域内的弄潮儿,受其波澜摇摆,不得、不敢自主。为什么?学者的求利人生观已经与古人求真的人生观根本不同了。
 
前面提到,早在二十年前我已看出西方符号学运动的歪曲性发展。我周围交往中的西方学者中间不少人均以学会扩招规模为大家关心的直接目的,每人所考虑的当然是学会队伍的扩大即可有助于自身在本单位的声誉增长。他们积极于运动的全球化扩展,本来与我的“兼济”态度一致,表面上也可合作并行,但彼此的动机和目的大不相同。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家这样的心态,固然即是我对其产生失望和轻视的原因,却始终仍然对其怀抱着一定的期待。心理上的原因是:毕竟是一身之内,理想模式和现实格局的混杂并存。总是想把现实当做“渠道”用以追求理想的哪怕是些许程度的前进。特别是在进入国际符号学跨文化阶段以来,并在同时期深化对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认知后,作为中国学者的任重道远意识,遂促使自身勉为其难地参与了中外符号学交流的长期推进事业。对于中方而言,相关理想自然仅只是理想,但二十年来(自1996墨西哥大会上首次组织“中国符号学”分组会以来。我曾报道,在此聚会中是如何面对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学者的无理态度而抗对的故事)也始终不厌其烦地向国内合作方宣导仁学治学理念,以期有助于中国符号学迈出其得以继续健康发展的第一步。由此又有了新世纪以来的种种故事。为什么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即出于与市场化心态格格不入的传统仁学精神。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原则”?因为我深知如果不守住原则,所谓符号学活动不过是比常规学科更无价值的学术形式化游戏,通过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来表达人人已知的道理,并非真实治学之道。我当然不会为这类学术市场化发展带来的“好处”动心,因为和西方热衷于炒作学术势力的学者不同,我从来对于拉帮结派、制造势力集团之事本身没有兴趣。【区分以学派人数扩增本身为目的和以通过学派扩增来推进学术理想为目的,是本质上根本不同的事。而二者往往在行为层面上一致或重合。不知此一解释是否可预先回答读者中对我几十年来不断“宣传”符号学如何“了得”的言行与此处批评的西方学者类似的作为之间究竟有何不同所产生的怀疑?】其实,积极于组织学术活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给青年学人提供更多信息,对其进行初步的启发,以期有助于未来共同促进人文学术理论朝向深远目标的发展。如果不能“朝向”(当然远远谈不到“达到”)这个目标,学术活动就相当于浪费时间了。然而,了解越多之后,就越知道此种学术活动努力离开所期待的方向真是越来越远了。大家同在一次合作的活动之中,彼此的心思可能并不一样,聚会仅相当于各取所需而已。如此跌跌撞撞,最终在中国现代化象征性的百年之际开成了2012南京国际大会。在参与筹办这次大会的每一阶段,都是在上述两条线路(理想和现实)交叉和冲突中度过的。就理想而言,三十多年来始终都怀抱着认真的期待来推进每次国内外活动,与此同时,不知道与中外合作者发生过多少次内心和言行上的冲突,彼此从来不免往往成为面和心不合。因为我的参加学术活动的动机和动力,从一开始就是与活动须有益于人文科学理论整体现代化提升目标相联系的,而并不关心活动取得的当前名利收益。我常惊讶地感觉到,不少人都会把国内外人众凑在一起完成了一次活动之事本身,就看作是一种实际的成就。国际学会的历届领导人都只关心会员的多少,并不关心于符号学面临的学术质量是否提升的问题。90年代的国际学会聚会中还不时出现过“符号学危机”这样的课题,最近十年来则很少提及了。为什么?现在,从更深的角度看,因为商业化作风的全面侵入,符号学成了纯粹的拓广学术市场的一种实用性“方便”,以往符号学的学术理论成就积累,成了此学术商标获得市场“使用价值”的基础,而人们不是认真继续开发此一基础,而是用其载负的知名度来进行炒作。此前西班牙和保加利亚两次大会上,都安排了唯一被世界公认的健在的该符号学理论家的录音“讲话”,而两次讲话的内容都与符号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及面临的理论性问题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然而,这样去集体完成“崇拜学星”的大会程式,却可令人切实感觉到什么叫学术明星的商业化利用了:大会需要树立招牌的“准商品代言人”!的确,明星在场的作用,相当于广告代言人,其知名度与代言商品之间,没有任何内在关联。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具体感觉到符号学运动也许真的到了失去其最后生命力的时刻。大家千里迢迢聚在一处究竟要干什么?要集体扮演一台各自回到所在单位去可以达成“加分”的戏码,因为谁都要利用这个在市场上流通了几十年的“品牌”来分沾其名气,以显示所参与的学术门类之“够档次”。这样的说法到了索菲亚大会这一次就更加真确了,因为国际符号学的主流今日真的逐渐演变成“市场符号学”了,也就是作为世界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媒体符号学”时代。这是国际符号学运动的进步还是退步呢?对此我已多有阐述。我并且在索菲亚归来后发文承认,是自身误判了学术市场化今日的学术名气商标的使用规则,忽略了学术明星也已经成了(被市场化机制当成了)大家使用的公器一事的功利主义必要性。如今没有人再关心学术理论内容的内在性价值,所关心的只是其市场化的使用价值。(即小品剧中常说的“好使”)甚至于在大会开始前主席就告诉我,欢迎中国学者参加,即使讲中文也无妨。就是说,只在乎到会人数多少,不在乎交流的实际学术效果,当然,几十个小组会大多是各说各话,自拉自唱。大家千里万里与会,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学术交流,而是为了“分沾国际档次记录的荣誉”。主席报告说参会者为最近几届中最多的,这是在比什么呢?没有人关心大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却让人感觉到似乎人人都知道大会的价值和必要性所在似的!多么奇怪!到了今日,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人文学术会议已经合乎礼仪规格地成了“行会”全盘生意运作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比喻说,相当于一种集体 “行为艺术”,此活动性作品可以产生相应的使用价值。做什么“用”?首先,作为在本单位“销账”用:参会和发言代表了一种个人与团体的学术身份标识,为什么可以起这个用处?因为学会经过几十年的延存已经承载了这样的品牌效应,获得了市场承认。其次,聚会自然也成为各方拉帮结派的机会,许多国际合作商议都是在此聚会期间直接接触的结果。许多国际知名人士都是因参与此类运作而赢取到个人声名的。而此类国际集体行为艺术的运作活动,却根本上与学术理论本身没有关系。组织者可以纯粹因为善于安排各种学术外的人际关系条件而成为学界影响力制作的经营者的。同时,学界民主竞争中的制度化机制,也导致人人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文化盛行。在没有统一的科学标准情况下,只要获得体制内的名位,就可以“谁也不怕谁”了【在“民主化”时代,同一位阶的教授在自己的“场子”里都是同样的一把手,由于人文科学没有明确标准,谁都得以论资排辈地占据到同样的位置。结果对于博士生而言,以为凡具有“博导”头衔者都是具备了同一学术水准的成熟学者。实际上师生双方都意识到此种自信和共识都根基于体制内的制度化规定而已。大家都是抛开相关知识质量的实际检验问题而只关心制度化渠道的职场效力问题】,余下的实质性工作就主要成了花费心思来研究如何运作、宣传、强化此使用价值。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市场符号学大会,竟然是赤裸裸的以符号学商标服务于商业活动的手段。但是,此一国际“符号学嘉年华”名堂倒以其极端方式显露了“符号学”名称可以滥用到什么程度。如此赤裸裸地将“符号学”用于企业事业推销的现象,今日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场,还有什么进一步的符号学商业化作为是不能够想象的呢?【如果符号学学者一心热衷于名利扩张,不久之后当然会自然而然地和企业界“合作”,以扩大社会影响力与金钱收益。实际上近年来我已至少三次被有此心意的人士找到,企图给我们的符号学拉生意了】
 
简言之,早先学术理论真理探索的精神,现已演变为用其在学术市场进行推销的途径。我此前曾经以此比喻揶揄一些把符号学变成推销术者,到头来才知道是自己成了国际流行中的“大老土”,犹如今日年轻人人人皆知何为衣服、提包的品牌而我辈对此一无所知一样。我们把热衷微信电玩动漫的年轻人一代称作思想贫弱的一代,他们恰恰以此“品味差异”原因反称我们为“时代落伍者”。此次索菲亚大会上一位可能预先收阅过我的关于“符号学危机”要点“大会问卷表”的该校教授主动对我说:符号学中心的学生们已经无人关心理论性课题了,今日所关心的主要是“有趣”和“有用”的问题。应该看到这已是一个全球化现象:人文界学生中绝大多数也已将毕业后的觅职问题作为主要的关心所在。【为了再一次预先回答读者对我此一批评的必然“反驳”,我在此试先提出一个“回驳”:我们今日奉为历史上经典名著的作者们是怀着这样的实际心态治学的吗?那时根本没有此类“职业”,那些大思想家就不活了吗?难道宋明时期一个一个私人书院,不正是为了抵制当时读书人奔功名的“职业观”而建立的吗?怎么我们现代人就变得“舒适有理”了呢?民国学术黄金二十年时期的学人们中间有多少是吃喝不犯愁的呢?我的简易回答是:因为今人都把“成功人士”,即商人,当成了人生楷模,社会,文艺,甚至于宗教,其宣传也都以“多金”、“蹿红”为人生成功典范对青年加以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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