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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之终结: 2015新年感言
2014-12-24 19:47:39   来源:   评论:0 点击:


让我们再引申看看,此岂非正是今日国际的大趋势?这是全球人文学术和文化文艺随着电子文化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就是文学文艺全面实用化、市场化的二十年?所谓人文科学领域的学员后备军已经较战前几十倍地扩增,而今日所谓人文学者的身份问题已经首先因此60年代后期以来的大学扩招而大为改变。学习和就业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学术性质当然最后以其是否有益于就业来衡量。“学以致用”就这样被彻底加以庸俗化了。(因为这个“用”字已经内嵌于、固定于制度的方式和目的内了。人的一生轨迹的实现程序已经预先被制度化了)难怪近年来人文学科的申请就学者开始逐年减少。我在1982年还曾在多伦多会议上和普林斯顿与哥大校园里不时遇到热衷于思想理论课题的年轻人,彼此可以谈话间一拍即合。而如今这位索菲亚大学教授所告,岂非是全世界文科校园缩影?在此情况下,国际符号学界的新趋向岂非十分正常?我明明知道在与各路国际学人交往合作中往往都是相互利用(除了那些不必参与此类游戏的一流学者外),心理不觉得有所不安的理由是:我是出于科学理念而参与合作,他们是出于功利而参与合作。【如果两岸三地没有一个百年来的“崇洋媚外”风气的话,当然就不会如此“折节顺应”时潮了。多少年来我的学术理念其实都是认为“中国符号学”应该在世界潮流中特立独行,独立成军。无奈,今日如不加上个“洋”字,就难以有效推进学术。而偏偏这个中国符号学又主要是在外语界进行,没有“洋”字谁也不理你。(更极端的是因为,有人告我,体制内的标准认为在国内举行的国际会议,即使有洋人参加,其“含金量”也不如在国外开的国际会议大)自然即使是“中国制”,其最高推销地仍然须是洋人地界】他们强调相互支持,而我一旦与其“走近”就会倾向于“批评”。因为我的标准是理想,他们的标准是现实。彼此就在狭窄的“交集点”上各说各话,彼此心照不宣,倒也二十年来各得其所。
 
在越来越认清今日人文科学理论大势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所具有的巨大发展潜力后,也即认识到“中国符号学”作为特定的学术战略(而非简单地指“中国人的符号学”)具有一种潜在的世界性价值,人类性价值,虽然此一价值只能在首先通过现代化学理的转化后才能够发挥其现时代的有效作用。考虑到这一比西方人文科学前进更为困难的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的理想后,岂能不意识到应该 “忍辱负重”,尽其在我?固然,南京大会首先是希望借助国际学会含有的现代符号学精神成分来促进国内学界的关注,而就我本人而言,也并非不知道效果的有限性,对此却仍怀有一种“私心”:要借助于东方历史资源场地促使西方学者理论家注意到他们自己的理论思维上的缺失;对此他们自己都并不完全清楚。因为他们都被个人急功近利心思及职场规则制约着,面对中国学术市场,人人将此视作开拓个人与团体学术市场的机会,不会有什么人真打算“相互交流”。我却在希望此场合可提供触动他们进行 “反思”的机会。在我参与设计的大会方向和程序中,主要的目的在于以下诸点:
 
1。  安排欧洲哲学家到会向国际学会中某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们暗示:你们的理论学养其实是相当有限制的。(因为他们都是生存于各人专业和教室里、控导着有限几名研究生的学术方向而已)国际学会理论家的第一缺欠是:他们本来应该是在超越了哲学水准之后的革新理论的创造者,而实际上他们的符号学理论“素质”比起专业哲学家来还是相差很多。学会对此应该有自知之明。(特别邀请了一些不属于学会的专业哲学家到会,特别是现象
学家)
 
2。  符号学本来是跨学科方向的学术理论探讨,但是学会的生态却反而越来越倾向于封闭保守,一心营造符号学自留地,特别是理论家们,干脆就是有意避开哲学职场来此充当“另类哲学家”。其实这是职业竞争中的色厉内荏的表现。当然,他们也根本不具备资格对于哲学主流进行深入检讨,而是只能以集体自选的“太极拳”赛项方式来应付国际公共竞技中所承认的“拳击”赛项。结果,一是,他们未能深入哲学理论,二是(更重要的)因此难以判断哲学主流的真正问题所在。并且远远不懂得,符号学理论要想前进首先就得先勇于面对国际哲学主流的挑战。
 
 3。  出于集体功利主义的目的而将本来跨学科的符号学精神(其实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思潮是理论符号学中唯一表现出此种精神者)加以弱化而共同积极经营着一个“符号学新学科” ,营建着一块国际国外符号学自留地。【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学会“老人”几十年来眷恋于此集体中的理由所在:他们在职场专业竞争中需要这样一个学理上有利于自身的“独立操作的”场域。一位数十年经营学会规模不遗余力的女士,公开宣扬其组织策略:要找到各国“志同道合”者,从此纳入学会使其成为日后团聚学会组织之骨干。好几位热心的西方学者都曾以过来人的“好意”告诉我如何如何在国内进行符号学的组织活动。等到他们看了我的一篇篇文章后,才终于了解到原来“非我族类”。不过最后也算彼此“扯平”,我毕竟“帮助”他们来到了中国,并交上了比我更合适于他们的意向的朋友们】这样的策略导致国际符号学理论家们自身的学理建设也大大减少了其多学科知识准备的努力。是的,他们也搞跨学科,但不少都是任意地,方便地,实用主义地“乱跨”。不懂得符号学的“跨学科”是什么意思?【例如,新实用主义者哲学家罗蒂的哲学修养不知道比学会的理论家们高多少,但是他就是“搞不懂”符号学的跨学科有什么意义?他像许多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一样以为跨学科是按照某种哲学的或其他单学科的立场,贯彻到各学科的内容面去进行任意的搭配,却不知符号学的跨学科应该是指在各学科的创新理论方法论层面上进行理论方法的再创造:综合、比较、搭配,而为此首先就需要摆脱哲学中心论或其他学科本位中心论。可是许多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后哲学理论家们”,其本质仍然是停留在传统哲学的轨辙上。所以他们都反对“人文科学”概念,因为此概念暗示各学科的独立理论化成就,会导致各种“理论原教旨主义”的大一统野心自此以后难以实施了】因此,此一跨学科概念主要是指在文史哲各自理论成就之间进行的“理论化交流”,而绝不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互补兼容的”内容面的结合或搭配。学者是否具有此种理论话语的“兼容”与“不兼容”的感觉,才是判断学者的符号学识力的一个标志。同样由于学术市场化或学术标准共识化的流行,正如商界仅以市场是否接受为“正当性”准绳一样,什么样的理论形态适合于符号学标称,变成完全外在性的问题了。结果,正像摧毁着电影理论内在化美学价值观念的当代所谓“反大理论”的今日西方电影理论界一样,符号学理论也被任意地加以解释和标称。今日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注重外在行为影响力的商人化学术标准,其从事者本质上最关心者就是如何促使学者、学派知名度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共识面”就可不断扩大,学理垄断态势就会越来越增强),为此就须不断想方设法地(通过采用市场推销技术最新成果地)关注于学界作品营销术本身,而不再关心“什么是符号学?”这样的的认识论问题了。由于符号学活动内未经严格定义的“泛跨学科”特点,此一领域竟然因学会来者不拒的长期扩招政策而成为鱼龙混杂、标新立异者“相互取暖”的活动场地。西方符号学理论家们不懂得他们的缺欠不仅表现在没有能力应对西方哲学仍然企图主导各学科理论方向的传统压力,而且自家身上还欠缺着更严重的东西:即真正的跨学科运作要求学者再花双倍的力量来参与真正的跨学科学术理论实践,而大多满足于任何自身偏好的一种理论模式为中心,用其应对专业工作之所需,因此自然导致了各种单学科本位的符号学理论的建立。此种出于急功近利态度产生的“低跨学科运作”方式,导致其欠缺了在主要多学科、多学派、多理论间进行创造性跨学科实践的机会。(因为这必然要求着花时间另行投资,这却会妨碍大家必须时时介入的职场竞争:竞争关系迫使学者必须考虑投资成本问题)。我在国内学术活动中多次指出,中国学者虽然自身在西学各专业领域必然不如西人,却可能由于敢于(因须克服职场功利主义的限制)参与真正的跨学科理论实践,从而有可能在更高认识论层次上达到西人尚未达到的理论创新程度。也就是,我们不作为基本理论创新者,却可能作为对诸理论实行进一步融会贯通者。
 
5。  参加南京大会的西方理论家们获得的另一可能感受是:他们对此两千年东方古都蕴藏的实质性和象征性意涵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理论性和史学性结论都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半壁江山内进行的,带有先天的资讯不足性。而更严重的是,这些预先纷纷兴奋地意图来此寻求个人学术市场新机会的西方人进一步认识到,他们可能原则上不可能补充此一缺欠。如是,他们还能那样自以为是吗?一个相联的误区是,自以为中国传统学术欠缺理论深度,不值得理论家关注,仅由欧美日的汉学家们处理即可。他们不知道,此间“水深得很呢!”问题表面上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史资料瀚如烟海,他们不懂语言所以不能也不必介入。却不懂得,正是现当代的西方符号学理论启迪了全新的传统学术现代化发展的认识论革新之契机:当这些资料性文本通过现代化程序重组以后,就会生发出足以参与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全面改组的机缘。此一蕴含的传统学术的“第二意涵,即所蕴含的理论性潜力”,是这些西方理论家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因此,他们根本不懂得我说的“国际符号学的跨文化转向”的深意。会前,他们所担心的只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第一层挑战,深怕西方符号学主流到此遭致自身声势和形象的遮蔽,为此与我交锋多次,彼此都用过抗击性语言。【当然国内不耐艰苦奋斗的急功近利者也以为用此“第一岛链”战线上的东方资源,即可在国际舞台上以其“异国奇恣”独树一帜,却不知自己犯了一个逻辑性自我矛盾:如果中国传统学术遗产只能够是一套“私语言”而不具备“普遍可理解性”,即普适性价值,那又如何期待能以之赢得国际承认呢?我们向外介绍中国国粹,当然是基于其具有“可被老外普遍接受”的潜力之前提。也就是说其中含有可被普遍理解的人类共同价值标准,否则何必多此一举呢?过去说的“放之四海皆准”不就是普世价值的意思吗?如果不指出仁学具有普世价值,那又如何期待使其产生世界级的作用呢?】他们哪里料到,更深的东方挑战是发生于东方人文学术深刻消化了西方理论之后才出现的。
 
6。  在南京大会上我所提出的仁学伦理学立场,更是远离了西方学界对其适切把握的可能性。我之所以不避唐突在此场合提及此一立场,绝非意在于此国际学术场合炫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优越性,而是意在切实地提出一个今日世界人文学术理论的最关键问题:生存于全球商业化时代,人文学者普遍欠缺追求学术真理的独立动机和意志(所以大多数只能跟着潮流走)。其实际治学动机和目标都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而人文学术传统上的没有固定标准的特点,恰恰成为适合商业化市场化时代学术竞争炒作的手段和地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50年前符号学学会初建时的理想精神就无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了。正是当此新世纪关键性场合(又是中国现代化历史阶段开始后的百周年时刻),具有全球普适性价值潜力的中国传统人本主义的仁学,当可脱颖而出。【而不是封建主义的儒学和法家主义的儒教,因为二者都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私语言”,不可能为不使用此语言系统的其他文明所理解和接受。仁学则不然,因其本质是人本主义、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
 
无论在会前还是会后,西方同行中间颇有人对我提出的本质上的“中国伦理学本位”立场抱怀疑态度者,甚至于认为我的跨文化符号学方向的宣示是意在挡西方理论在东方扩展之路。【读者中也须有人记得,就在组织南京大会前夕,曾有国际学会人士发公开信提醒国际同行注意:李某的符号学大会构想是损害“我等”的利益的。对此我当即也发了收件人更广泛的公开信加以回敬和辩诬,后来该人又发公开信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不过现在回想,其人所言岂非也有“部分道理”?如果我坚持的是学术真理观,而学会诸人却事事都要落实于个人职场利益点上,岂非彼此正是南辕北辙?对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急功近利者,我岂非正应被视为其“敌手”乎?因为西方学界现实中今日没有“诤友”之义,按照商人哲学当然只能是遵循“一团和气”或“勿挡他人财路”的处事原则了。在美国文化中我注意到一个评判人的资质标准,这就是:是否善于人际关系?】此间又是一种不易辩驳的问题,其中隔着好几个“栅栏”,那些既对东方文史一无所知又对西方理论本身的真正跨学科展开欠缺雄心壮志的西方同行们,如何能够不误解我的立场呢?不幸,有些人总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们会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参与学术组织活动,目的在于扩大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和增加信众。岂不知我的心志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不曾受过其任何训练,却长期以来有兴趣对其理论深部进行独立研究。
 
南京大会前后,认清了真实环境后,我的长期理想主义符号学事业推进工作也就真到了必须终止之时。其后两年的“尾声”期间,因时不我与,遂转化为可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前途的理念保存一定的记录和构思新的可行方向,以留待后继者使用【这就是受教于孔子的“无入而不自得”人生观的结果,士君子因时因地而变异其实践方式,其总方向则不容有任何歪曲。因此怎么会随外界世流沉浮或参与其得失游戏?】。自索菲亚大会后,国际学界的新现实进一步使我明智地处理了将符号学涵义一分为二的观念。简言之,这就是今后国际上“市场化符号学”和“反市场化符号学”之间的历史性分野。前者必然是大流,而且是在今日人文学术职场内创造就业的一种新形式。可以流行动漫,为什么不能允许流行企业符号学呢?符号学为什么不能转化为商业化广告宣传技术学呢?一句话:为什么符号学名称只能指理论研究,不能也指市场化设计和推销学工具呢?今日国际媒介符号学领域,岂非正是将“符号学”从理论向“应用”转化的新方向?这样一想,就该承认,反而是我们自己固执于符号学的不变用法了。今日连“符号学嘉年华”都可以在国际上流行起来一事岂非表明:哪种流行在文化市场上占了上风,“符号学”名称就会事实上转为属于他们呢?【历史上经常遇到的文字现象是,某字本来是念别音的,但因错念的别音变为更通行后,反而取代了原先的“正音”。文化学术的“名称”也是一样】这是对的。但与此同时,必须也承认经典符号学理念是不可因此“名称学”的市场使用权(类似于商标使用权?)争执而被怀疑、混同或排斥的。所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热衷于抢占符号学平台者所提出的另一口号:“谁是真符号学”或“谁是符号学的主流”?正如美国人把“畅销文学”和“经典文学”二分一样,我们不能用同一个名称“文学”把一切小说形式都纳入其内,以至于相互功能混淆。今后为此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学术名称命名学问题,但不是要抢夺学术名称使用权的问题,而是要精细化学术类别的划分,以便更有助于发展人文理论。看来,中国仁学与西方符号学的关系还不限于伦理学指导性方面,而是也在特定的意义上直接相联于符号学运作本身。这就是孔子的“正名学”。孔子作为中国最早的前理论化时代的朴素“符号学家”身份,足可以此名言的历史性提出而加以认定:“正名”就是为使用的名词“准确定义”的意思。而投机主义者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仁学所说的“乡愿态度”,也就是“以紫乱朱”手法,具体说就是通过“混入手法”趁语义混乱之便来抢夺话语控制权以扩大本派势力的技法。
 
就在结束我的二十年国际学会理事及副会长任期时,我最终认识到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原始精神应该说已然结束了,学会成为了集体职业化互利的学术外交平台,其目标与功用与六十年代时已乏共同之处。那种纯粹为六十年代兴起的上世纪人文科学启蒙时代所激发而对集体性合作追求人文学术真理抱有期待的长期意愿,应该说现已结束。(不仅是符号学,还有坚持同一治学理念的普遍历史学理论)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此一趋势实乃商业全球化的产物,不须对个人多加苛责。中土学人有识之士,则可当此人文学术危机时代反身求助于、借鉴于中国仁学传统故训,以期在此谁也改变不了的人类文明全面技术化转变大趋势下,进行创造性地独立思考,以探索一种精神与物质得以两全其美的新世纪人文学术思想战略。真正的符号学思维,就是批评性思维,就是瓦解学科分划和运作的制度性不当限制而加以理论突破的思维。为此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不能被个人及本派的名利挂念所束缚。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寓意今日遂增附了全新意涵:以认知真相本身作为治学运思之最终目的。仁学精神的深意正在于既勤于生疑又坚决朝向于解疑,并在此过程中体认精神生存之意义。【此种人生观当然对立于今日全球化的、以吃喝玩乐为目的的商人化人生观。人文学者必须彻底转变心态,不以“同好”之多寡为意。孔子早在2500年前就预告了“独善其身”的深意,这就是民族性价值观的一种规定】
 
如果说,以上 分析是在表层做出的,那么在深层和宏观分析中,我们的结论与批评性语言就会大为不同。如果我们对所谓“无商不奸”的商业竞争文化的参与者,没有那么在意,而是视之为商界生态之“自然”(过去说的“尔虞我诈”就是今日说的“商业机密”,二者其实一回事:俗白说就是“算计他人”),那么对于受到商业化影响的人文学界的、程度必然较轻的类似表现为什么要对其如此苛责呢?“人非圣贤”,出于自利需要的学人人生观改变岂非也是一种自然?如何能够要求学者抵制他生存于其中的全球商业化、技术化大潮流呢?根本的根本是人类文明形态发生了巨变。今日见报知网络小说一路爆红,内容光怪陆离,以往必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作品,今日在文化市场化时代价值观都已被拉平,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金钱,以及相连带的“知名度”(二者都体现在销售量和稿费高低上)。为什么?因为文化商品的大多数客户来自科技工商,这些泛技术类知识分子的品味和需求已经和传统人文时代本质不同了,而他们的人数是占百分之90以上。别忘了,他们才是地球今日的主人翁。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的我们人文学者反成为社会的“附庸”了(今天号称要继承传统,而今天和传统间的本质差异就在于“以身价论英雄”上,如何继承呢?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批判的“金钱梦”,今天差不多已成为全球化的普世价值)。与此相连的文化潮流,如旅游业,古玩业,绘画业,歌舞业,影视业等等,岂非都是主要服务于“主人翁”即“主流社会精英”的?同样在六十年代繁荣兴盛的法国电影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论就是出现于同一时期的)所强调的文艺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今日当然失去了元气。当时视为世界文化拜金主义和娱乐主义制造渊薮的好莱坞电影企业链,今日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影视业在内的世界文化企业化的楷模?为什么?因为同理,主要的客户群是“大小老板”,即往日说的“资本家”们(往日的“资本家”今日均改称为“企业家”了,果然中听许多。)。历史上作为文化主流和正宗的人文学术活动已经被压挤为偏流,不,连偏流都谈不到。在此情况下,怎能对挣扎于窄小人文学术界的少数理论文品制造者(人文学者)还要苛求呢?他们的全部“错误”不过是努力向主流及其风气靠拢(屈服)以求生存而已(自然是指其追求物质性享受的生存,此一物质取代精神或压制精神的新人性,其本身即为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产物)。当然,他们首先靠拢的就是价值观,就是商业化时代的价值观,此即名利观。自然科学追求科学真理的惯性并未受到冲击,因为其真理追求和名利追求是效果一致的,人文科学则相反。自然科学家追求科学真理不必做出任何牺牲,勤奋即可;人文科学家如仍以追求科学真理而不是以追求市场化名利为人生目标,就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因为此类追求多半是“无偿”的。按照古人的价值观,诗人和商人是两种人,趣味和目标截然不同;今日诗人则需先具有准商人的头脑,才能获得文学市场上的生存。再回过头来看,所谓原始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其本质必然是要与文化商业化时潮逆向而行的,而今日的学者们历经三十年来从学校到职场的层层技术类应试教育之“训练”,早已改变了人生观,其人格模式早已被市场化势力所形塑(比尔盖茨作为今日世界“商业科技英雄”自然即体现着一种普世价值:“职场成功”!)。因此,人文学界也已被转化为另类名利场。生存于此名利场内,学人的本能表现必然是“唯利是图”,岂有他哉!
 
于是,在此后现代主义文化商业化大潮下,人文学术界的一种必然发生的急功近利倾向就是,将人文科学研究简单化为对人文话语本身的研究,这种摆脱外在现实关注而集中于文本本身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方向,对于非西方学界还配合着另一种急功近利倾向,其表现形式也是某种实质上的“文本中心论”。例如,由于10年、27年、30年的诸次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的文教“迟误”,导致了新时期两岸四地人文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在迅速大量吸收了现当代西方学理的三十年中,学人由于同时投入了激烈的职场竞争没有充分时间补课和消化所学所知的新知新学新理,结果往往仅以掌握或熟悉了“理论字面”为足。因为,这样就足以应付考试、论文和学术交流,即足以“好使”了。结果大家实际掌握了的主要是西学话语字面及其直接意涵。然而此一局限于学术思想表面理解的缺欠,却因为职场学科分界“自治区”的运作,而得以在集体的层面上形成“习惯性共识”:于是只要多数人共同认定的习惯就自然成为大家以为掌握了相关理论之根据和已获得了职场制度性的认证。一旦获得制度性认证似乎相关学术水平的“现实”就变成了“真实”。大家遂以为“西方理论”就是此一已获得制度性认证的理论话语形态。而认证者和业界的“权威”其实都属于相关业界“自治区”内具同质性知识结构的成员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促进跨学科交流的目的之一:打破业界隔绝带来的“集体自以为是”误区。顺便一谈:不幸此一善意建言往往被业界权威视为在“损害”其业界权威性形象,所以并不喜欢参加跨学科活动】这就相当于“球员当了裁判”,二者是属于一种专业素质。在这样的掌握西学理论知识方式下,学者自然谈不到我们的跨学科符号学对于现代西方理论进行合理重组的长远目标。实际上,这样的历史上形成的理论知识生态表面上正好符合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方向的要求:二者均以停留在文本上为足。而非西方学者还可能仅以泥执于复述西方原本为足。因为“足或不足”此时主要决定于二事:一是,既然“止于文本”(其在非西方学界的变体,就成为“以译代研”倾向,所谓西学研究就是“忠实重复西方名人的原话而已”),于是学者的学术理智活动即可限于将所论述者与原本加以“对比”, 凡与原本“相符者”即认为论述“正确”,否则即不正确。【此一今日普遍倾向,本质上与教育界批评的今日学生死记硬背知识不少而创造性思维甚差的情况其实差不多。本质上都是“抄袭式”知识活动】学术思想实践就这样简单化地(当然也是快捷地)变成了“文字比对”和“博闻强记”活动。如果学术市场竞争中主要考虑是否“好使”,就已经把学术运作的层面改换了:从客观真理追求转变为教育和学术职业市场上的成功,而此“成功”的“制作条件”则已可暗中转移到“销售学或宣传学”层面了;也就是,科学方法论问题现已转化为“知名度制作”的技术学问题了。其本质正与今日的奢侈品或时装业的商品广告业类似,即,商品的价格机制已从商品的内在质量层面转移到市场化宣传层面了;现代消费学于是基于一种心理鼓动术或欲望激发术。同理,当人文学术话语脱离了其多元现实指涉性后即可演变为一种“纯运作材料”,学人可借此材料进行“文字修辞学层面”上和“人际关系利害学层面“上的双运作术(心理层面上的文字诱惑术和社会性层面上的言语蛊惑术,二者之间是具有同构性的)。试想,这样的学术实践学转化为什么难以发生于自然科学,甚至于难以发生于“政经法”的社会科学呢?因为那里存在着客观现实的“监督方”、“验证方”,在人文学术界则欠缺这样的一目可见的“客观现实”。而人文科学理论的现代化科学改进的目标之一首先就是要在不同的层面上探讨和“呈现”各种人文科学的“现实界”。我们的理论符号学正是朝向这一目标的(所以国内外的后现代主义必欲瓦解这样的朝向科学方向的治学目标)。顺便指出,我们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和阳明学研究, 就是要探索和呈现不同层次的“心理现实界”的,我们的宗羲学研究就是要呈现复杂多面无比的“历史现实界”的。严重的是看到,此类偏颇倾向难以逐渐改正,因为客观环境和竞争机制导致学者干脆没有“从容思考”的时间;不,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真正严重的学术商业化机制导致竞争环境中的学术标准本身已被此客观环境加以制度化规定了,后者导致任何学术竞争游戏的规则已被此竞争制度先予限定,人生观被约制了的人文学者们如仍以职场竞争求利为第一目标,就必须遵守此竞争机制下业界所确定的学术标准。也应当指出,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共识论”者们本身也许根本未曾参透其中的环环制约链索。因为他们自己早已深深嵌入此同一竞争机制内了。
 
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史【而不是与之在理论层次上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因为我们今日说的“社会科学”,因当代“人文科学”类别的出现,其外延已与前不同,如实用性的“政经法”等领域已可趋向于“准实证化”了】,百年来当然积累了大量有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有待于我们按照合理的方式加以分析、整理、重估、重组,以使得各种因不合理因素而配置不当的人类知识积累可对其加以正向利用。仁学伦理学的介入,就可提供这样一种对之进行全面整理的价值学指导方向。也就是,在人类永恒动机学层次上的态度端正,可以通向在现代人文科学层次上的认识论调整。简言之,这就是将西方传统上一向视为“准文艺类”的人文学术继续推向“准科学类”的思考方向上去,以促进本来“无用”或“易被滥用”的“文史哲宗艺”知识积累,经科学性调整后,变为越来越有用。而学术的商业化现状恰恰不利于这种构想。其本质是:这会导致学者把学术“文本”本身不仅当做直接、唯一的运作对象而且将其当做目标本身。这就是使得文本和其外在所指世界脱离了关系。在符号学界,艾柯的自身矛盾的认识论(唯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首先就是要排除“所指者”概念,以便进而排斥客观、事实和真理概念(德里达、罗蒂等也是一样。“憎恨”客观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不言而喻这就是要排除“人文科学”概念和“符号学科学化”概念。而唯物质主义和唯功利主义方向的社会商业化大潮,正是需要这样的 “理论化装饰”的。通俗而言,这就是要让人文学术理论的眼光不要最终朝向各种客观现实,而仅朝向于“历史文本”,这就像是要自然科学家不直接研究大自然对象而转为只研究科学文献话语本身一样。今日他们的新一代后继者中,不少是“68学运”及其后遗症时代出身者,这一代不仅在实在的学养上不能与其上一代相比(当然主因社会结构的变化,大家纷纷投入越来越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去,没有时间和心思沉潜学术,而是只能在资讯海洋里逐浪翻滚),而且也正处於西方高校职业化扩张阶段,人文科学的师生素质自然越加参差不齐。强化、合理化了的个人功利主义,塑造了学人的新人格结构:追求个人职场利益成为人生第一目的。此一人际竞争主义人生观与认识论上的非真理论方向,共同从内外两方面改变了人文学术界的生态。此外当然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在此不必申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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