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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之终结: 2015新年感言
2014-12-24 19:47:39   来源:   评论:0 点击:


仁学伦理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改进关系,除了思想的现实朝向性之外,还有另一个层面,这就是:仁学的主体实践意志论产生的“主体自发行动意志的贯彻力”。没有学人主体独立的意志力运作,上述各种学术改革就没有发动力。此一意志发动力不仅关系到认识论方向的树立问题,而且关系到其实际实行的问题。我们在阳明学讨论中,之所以要区分“行阳明学”和“说阳明学”就是要指出:真阳明学只能是指其“主体行动力”的实际生发可能性而言,并不是就关于阳明学的论述文献认知多少而言。否则即是另一种“以伪乱真”或自欺欺人的治学方式。没有这个真实的、即落实于心动和身动的仁学心志学,所谓仁学及儒学可能反而成为对于原始仁学精神进行商业化反利用的一种现代施为。正如汉代通过法家权术及强力对其所施为过的那样。而更深入看,阳明学的实质还相关于其“运作域”的准确界定问题:现代学人只能将其定位于动机层,而不能按照字面拘泥于王阳明本身的表达字面。话语文字形式是要表达其内在“所指”的,即意志力本身,而非其“外发方式”本身。阳明时代的“外发方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日只能将其视为当时的、历史所限定的表达途径。我们今人要透过此一只具有一时性效力的历史性表达达至被表达者本身,然后将后者再与现代相应的新“表达渠道”相结合。对于我们,这就是人文科学理论的重构事业。在此,现代阳明学的价值是,它可在我们的现代人文科学构建事业中起着“第一发动力”的作用:在仁学认识论导正了我们的“现实朝向性”之后,继而通过孟学、阳明学的心学意志论机制,以达成学术实践层面的实际“发力”目的【而不再是古代的社会政治面实践,因为今日此一层面上的正确实践问题无需上升到仁学义理这样的认识论-伦理学高度了。今天的社会政治实践问题已成为“社会力学机制”问题,因此与投入者的个人道德性品质关系越来越小,虽然与其使他人相信其具有道德性的宣传能力仍然有关系】。正是后者这个貌似“唯心主义的实在”可为我们提供抵制商业化潮流控导的主体防御机制。
 
以上所言,就是我们要在全球商业化时代,将中华仁学与来自西方的经典符号学(而不是被商业化加以改道发展的实用技术符号学)结合起来以应对人类文化学术挑战的根由。经典符号学是在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改造之时代重任面前应运而生者,承担着重组人文科学构成的创造性目标,它并非什么新学科,而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整体化战略性重整程序之总称,其生命力完全需要建立在一切传统学术遗产的基础之上。
 
 
结语
 
符号学2或我在索菲亚大会上提出的GS模式(“一般符号学”之简称),不再是某种具体理论体系,而是在诸具体人文科学课题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部分进行综合性、整合性运用时的“战略组织者”。我所说的“新仁学”的国际部分则指其可成为对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伦理学前提进行重新“设定者”。人文科学一定要与人本主义伦理学密切交织在一起,即要组织有关现代认识论与传统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华仁学的“中”字含有的“折中”意含,在全球化的今日,将意味着以其原始人本主义伦理学系统,对于一切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历史、社会、文化、学术成果,组织有效的、去芜存菁的选择性吸收和整合的工作。中华文明传统的“博大精深”绝不限于指宣扬其过往前科学时代的知识文艺的积累而已,而是更加应该指其在全球化科学时代对于世界全体新旧知识的进行创造性综合和重整,自然包括对新世纪社会人文科学全局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系统,其功能与此处所言是大方向上一致的,即朝向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如果意识到目前没有一个其他文明体有此条件在这样的人类级(而远不限于是民族级)层次上的全局性知识进行战略性的整合(因为其他民族学者没有语言条件和充分具体史地经验组织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性研究),就可以理解“博大精深”的真正含义应该为何了。它当然不应该主要指我们对于民族祖先成绩的赞扬方面,因为那并非我们这一代及以后世代的贡献。“博大精深”主要应该指这个世代及子孙各代学者今后在各种物质与精神领域进行革新创造的能力,即应该体现为中华民族具有在世界水平上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能力。我们这一代如果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此做出贡献的可能性还比较有限,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关心如何为下一代的健全发展进行准备。在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领域内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了这样的能力,但在精神文明(其主体就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因为我们生存于科学时代,而不会是指文体娱乐。新世纪一个民族没有领先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就无法令世界敬服了。)革新后的中华文明在精神上应该是朝向未来的文明体,不会是朝向过去的文明体。我们也不能只在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领域内朝向于未来,而在自身传统人文领域则改为主要朝向于过去。所以海外新儒家这样的抱残守缺方向不是有出息的表现。
 
在未来国际人文交流中,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不可能靠国际友人。如前所述,洋人一定是以通过与中方同行的交往在中土扩展自身知名度为其目的的。他们不会真地关心中方学术本身的成就,而主要关心中方学术的进展是否有利于他们来此循阶而上?他们就是按照这样的动机和目的来选择中方“朋友”的。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就中方研习西方学术理论而言,也得自强不息才成。我更坚决主张,对于深入研究现当代西学理论而言,重点也应该放在国内学界,而不是通过留学过程来达到。如果在国内学界不持续努力,单只靠留学取得的那种知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对此我本人过去已经多有阐释了。
 
我们要清醒看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家们,在全球化的今日,无不积极于拓广其非欧美地区的影响力,在此国际学术交流中自然也表现出向非西方文明地区学者示好的姿态,而内心深处只存留着由西向东传播理论的意念。当他们在交流中发现东方学者大多选择以东方文明古迹和异国情调形态(同属在国际上提出“太极拳选项”的策略心理)来对应于西方理论形态时,无不表示称赞和鼓励。而东方学者获得了不论哪一种来自西方的称赞都深感满足,却未曾深入思考此一东西人文学术交流中的对峙形态是否得宜?西方人文理论家真正在意的是其“核心价值”——理论思维——是否获得了宣扬。让“东方是东方(史料)、西方是西方(理论)”,正体现着其整体精神战略。本人不是出于任何史地民族主义对此加以批评,而是出于人类整体的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事业大局的考虑,觉得不能够听任此种国际人文学术交流倾向垄断了国际学界,为此而抓住2012南京大会的机会针对此国际性偏颇加以批评性回应,相关过程已多有论述。在我几十年来与西方学者理论家的“冲突”中,爆发点无不因为此一背景。我和美国友人罗蒂渐行渐远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彼此理论立场的差异(这是十分正常的),也不是因为对方对此差异表现出来的不快(这也属于人情之常),而是在此情况下对方采取的实际上排斥你的正当机会的动机和做法,当对方发现你的理论立场可能有损于其在中土学界推广的大计时(这样的作风在西方学界比比皆是)。卡塞尔媒介符号学大会排除我的论文事件,正是因为该文“挑战”了主席极力宣扬的艾柯虚无主义认识论。次年在巴黎参加的现象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又遭交往多年的主持人排斥,因为我提出的理性实证主义正好与其宣扬的形上学本体论直接冲突。前述比利时符号学新刊对约我撰写的论文又加排斥【在几经争执后,主编甚至于提出要和我在新刊上“对决”的建议,即双方将各自观点列出供学界公议。而前述那时我正遭受来自西方另一学者的抨击,称我的观点将有损西方符号学家的“利益”,为了不至于影响我当时正在参与筹办的南京大会,我当然不必在此情况下自找麻烦,所以撤回了比利时约稿,此即最近发表于学会会刊上的文章。比利时团队原告我要来南京参加大会的,结果一个都没来。是不是赌气,不得而知】。凡此种种,几十年来的经历中不过是略述若干而已。此次索菲亚最后“告别”的大会上,我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否则万里迢迢去那里干什么呢?(预先没想到此一中世纪东欧最早基督教化的国家之一在土耳其500年统治之后留下了那么多修道院,这代表着颇值得探讨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历史情境?)在此时刻完成了一次触及其“核心利益”——理论主流——的“临别一击”:对西方符号学界以及人文理论界流行的各种“哲学原教旨主义”加以彻底批驳。(去年在途径雅典时读到世界哲学大会论文摘要时即生此文章立意)由于前车之鉴,我当然不会期待在别人的“场子”里获得积极回应,而是预先做了替代性预案,务必安排该文日后郑重发表,以留下历史记录,并以之向西方理论主流再次说出:尽管你们在论说技术上一流,这也正是我们应该研习的对象,但在大方向上恰恰是走了偏锋。而正是这类西方理论主流却被毫无检讨地流布于全球人文学界。对此隐含的深意,各地学界急功近利者是根本无以把握的。
 
人文科学今天面临的严重挑战还不只是来自学术商业化产生的长期后果,而且是来自人类文明高科技飞跃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在此并非指今日人人关切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与人类思想能力有关的问题,例如基因科学和电脑科学带来的对于人类心智结构和功能方面的深刻影响。这干脆是有关于不久之后可能发生的天然人性的突变问题。人类文明的科技化固然带来了技术性层面的能力剧增,也同时带来了精神性向方面的萎缩和变性的威胁,而科技工商人士对此素来不闻不问,因为他们的人生观已经一劳永逸地固定在追求物利与权势的提升方面了。这些有关价值、信仰和方向的价值学、意义学问题,正有待于人文科学根据真正有效的理性化方法加以思考和解决。这哪里是当前西方后现代主义、机械科学主义、以及哲学原教旨主义这些思想潮流有能力面对的呢?哪里是受到这几种世界思潮以及商业化文化唯利是图人生观影响的、理论思维逐渐弱化的国际符号学运动所能够应对的呢?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欲望似乎全面朝向了物质、技术和权势的获取方面,人文学术自然不过是实质上蜕化为获得此类目标的一种附带手段而已。我们在此谈论国际符号学问题,如其说意在实际解决,不如说意在诊断而寄望于未来奇迹的出现而已。如果按照西方的人生观学人必须跟着潮流走,以取得社会共识或承认为治学之正途。中华仁学人生观则素来教导“独善其身”和“学为己”,即治学应以追求自身精神满足为目标。此一历史性格言自然含蕴着“不必随大流”之意。《论语》提供了一系列与此“配套”的格言以可实际成全此逆反于潮流的、今日为“士”者的志向。“学为己”三字何等思远意长!学字与己字相提并论,首先植根于“己”即“自意志”上,自身意志即为“特立独行”之动力源。有如一种可以自行永续充电的ipad,不需要外接电源来产生动力。这是西方文明传统上没有的现世理性精神信仰学,此一不须借助超越性力势而专注于人类现世人际关系真理问题的精神传统,正巧适合于“现代人文科学”所需要的理念和动力观。从南京大会到索菲亚大会,以及会后我在撰写的另外几篇英文论文都试图将此貌似“奇谈怪论”的中华伦理与西方理论的结合之道理,介绍给一些我们明知其难以理解或接受的欧美学者们。不是在一厢情愿地发布人文科学发展空想论,而是在指出其中所牵连的内在逻辑。西方人文科学面临着在科技工商压力下全面调整的任务,但其显然欠缺学者需具备的主观动力以实行之。当此之时,中华仁学的“进场”就有了世界性意义,因为中华仁学伦理学暗含着一种人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这样的展望,不言而喻,不可能实现于早已浸透功利主义的西方学界,让我们期待着未来中土有识者的历史性出现吧!
 
经此解说,我希望我在与此文发布大约同时出版的论文集《结构与意义》(扩大版)中所收入的文章“中体西用论新解”,不至于使读者感到过于突兀了。此中之“体”乃纯粹指先秦孔孟伦理学(而非指汉儒之“经学意识形态”),而“用”则指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成果。西方人决不会接受的意思是:后者如不加以跨学科、跨文化、跨制度的大调整,是不能“现成使用”的。要想理解此构想,就须首先能够不受学术教育体制内的制度化制约而能够根据现代理论眼光来区分开仁学和儒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与实践,心理与物理,自然与超自然,经验与超验,宗教与学术等等,等等。这就是孔子“正名论”立场的现代化应用。孔孟“乡愿论”岂非就是一种相关于人世心术真理问题的符号学式的语义分辨术吗?原始仁学创立者们岂非早就预见到了依靠法家主义成功的秦汉帝国首先就要违背正名论地将先秦传承的学术思想之称谓施以功利主义的混同术吗?我们在此论说西方符号学场合提到此一中国历史上的旧事,因为正是此一流传两千年的名目混同术导致今人不能细辨古典人文话语中的同中之异及异中之同。人类东西思想史的一种“辩证法”就表现在:我们利用西方符号学方法先离析了中华古典语义,之后再用被现代化澄清了的中华伦理学认识论来驱动和导正今以西学为主体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事业。这个事关人类人文学术思想大局的重组事业,技术上需要有朝一日在中土思想界加以另行推进,也就是我们梦想着未来中华文明的故地能够成为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同时提倡新仁学和新符号学(乃至跨学科的新普遍史学理论)学术的理由所在。经此解释,读者必能意会到,多年来我们构想与推进的“中国符号学”建设事业,为什么不能盲目地跟随着正在朝向商业化学术转型的西方符号学理论方向走了。虽然在技术性层面上我们反而必须先行认真地研习西方理论的成就。今日全球化观念,不应当只是指科技工商的全球化,也应该是指人文学术发展的全球化吧?否则中华文明如何影响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呢?

 
(截稿于2014,12,24,圣诞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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